一部《楹联丛话》，使临桂三元陈继昌与福建楹联学者梁章钜在桂林往来关系密切，切磋楹联技艺。

楹联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。楹联又叫对子、对联、联语、联句、帖子等，一般以“对联”称之。它是以汉字的单音独立和平仄抑扬为基础，形成了东方美学讲究“对称美”和“抑扬律”的特点。过去儿童接受启蒙教育，首先就要学会“对对子”。这是中华汉字语文和文化的一种“诗意”体现，且源远流长，薪火不断。

随着楹联创作的发展，有关著作也不断涌现，仅清朝出版的对联专著就达 100多种，民国至今的楹联著作可以说不胜枚举。这里值得关注和推崇的，是清道光年间梁章钜编撰的《楹联丛话》。

梁章钜，字闳中，又字茞林，晚号退庵，祖籍福建长乐县，清初徙居福州，所以自称 福州人，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进士。梁章钜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四月至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闰三月任广西巡抚，历近五年，此时正是临桂三元陈继昌（1791—1856年） 回到桂林养病期间。梁章钜的抚署在桂林，两人多有接触，交往密切，情谊益深。梁章钜官至江苏巡抚，广西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等。他一生著述宏富，有《经鹿》、《夏小正通释》、《三国志旁证》、《清书录》、《称谓录》、《金石书画题跋》、《浪迹丛谈》、《制义丛话》、《楹联丛话》、《归田琐记》、《退庵随笔》、《省南公馀录》、《三管英灵集》、《三管诗话》等七十二种之多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《楹联丛话》。这部《楹联丛话》，准确地讲应叫《楹联丛话系列》，包括《楹联丛话》、《楹联续话》、《楹联三话》、《巧对录》和他的儿子梁恭辰编撰的《楹联四话》和《巧对续录》。

《楹联丛话》是梁章钜在广西担任巡抚，在桂林抚署编撰成的，并请陈继昌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写的序。陈继昌在序言里说：“茞林先生，八闽硕儒，吐纳经范，无书不读，有美必彰……而公暇搜罗孶孶未已，及复以所辑楹帖见示，陬遍八方，稿凡三易，每联辄手叙其所缘起，附以品题，判若列眉，了如指掌。”

梁章钜在道光癸卯（1843年）编的《楹联续话》序言也说：“忆在桂林时，每得一联，辄与陈莲史（即陈继昌）、余小霞、陈海霞、桂舫诸君赏析之。”

梁章钜在《楹联三话》中谈道：“陈莲史方伯有集句以五七言楹联，尝手录一副本赠余。其为余书楹联帖，亦多用集句，道光己亥、庚子间，余次子丁辰、三子恭辰均随侍桂林节署，值方伯（陈继昌）在里中养病，两儿最承其青眼，屡以书画往复资证，方伯手集联语赠之云：‘虚其心，实其腹；骥之子，凤之雏。’义兼褒勋，余及儿辈甚感佩之。”

梁章钜还在《楹联续话卷四》中说：“余在桂林，习见陈莲史所作楹帖，语多古异，闲询之，始知其暇中辑有五七言旧句三百余联。手写一帙见赠，兹择其尤佳者录之如左”。梁章钜在其中录有110余联。陈继昌的集句：“试吟青玉案；如登黄金台。”杜、李“苇管书柿叶；瓦瓶担石泉。”苏、浪仙“曲江山水闲来久；庾信文章老更成。”韩愈、杜甫“诗 情逸似陶彭泽；勋业终归马伏波。”刘锡禹、杜甫“文学纵横乃如此；金石刻画臣能为。”山谷、义山“万卷藏书宜子弟；一日过海收风帆。”山谷、少陵“一家喜气如春酿；小筑幽栖与拙宜。”苏、陆“每闻佳士辄心许；不辩仙源何处寻。”放翁、右丞“士生要宏毅；情在强诗篇。”杜、李“新诗如洗出；好鸟不忘飞。”苏、杜“偶值栖遁迹；何异清凉山。”杜、李……可见陈继昌亦是楹联高手。

综上所述，使我们知道，梁、陈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怀，即使梁章钜离开桂林以后，还一直怀念与陈继昌在桂林之往事，从而也使我们了解到《楹联丛话》是梁章钜在桂林编撰完成和在桂林正式出版的。梁章钜在《楹联剩话》中说：“余撰《楹联丛话》初刻于桂林，一时颇为纸贵。”在编撰的过程中，得到了陈继昌等友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，从《楹联丛话》的整体内容来看，这部著作并不是一部单纯楹联作品的汇编，所辑每联都说明其缘由，附以品题，给予评述，还按内容，分章列入条目，使之便于阅读和了解旨义，从理论上分析理解，实际上是一部楹联学著作。因此，有的楹联研究学者，称赞梁章钜为中国楹联学的鼻祖，并非过誉之词。值得我们骄傲的是，这个中国楹联学的鼻祖是产生在桂林，反过来说，桂林产生了中国楹联学鼻祖。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，是桂林这座历史文 化名城闪光的一页。

《楹联丛话》十二卷，《楹联续话》四卷，《楹联三话》两卷，《巧对录》八卷，共二十六卷，近三十万字，蔚为大观，是梁章钜在桂林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