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临桂状元】多才状元龙启瑞——策谈四海抒高论

龙启瑞殿试状元策卷（四月二十一，策试天下贡士于保和殿）

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（1841）

扉页：钦定一甲第一名

殿试策卷  策问

制曰：朕寅绍丕基，覃熙宙合，仰荷上苍鸿佑，祖考眷贻，深宫劼毖益亶治安，兹御极之二十有一年，诞敷纶诏，特开恩榜，嘉与天下士。周咨博秸，以裨集思广益之治，尔多士其敬听予询：士不通经不足致用，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，要为其有用者。汉廷治狱多引经义，其见于各传者如隽不疑、萧望之举，不一而足。能述其事举其辞欤。其以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博士补廷尉史，始于何人？董仲舒《春秋》决事十六篇，今佚不传，《困学纪闻》所载凡三，此外尚有存者否？《周礼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，后之用者，惟宇文泰，苏绰差为近古。而刘歆、王安石或以文奸，或以致弊，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？抑不善用者之过欤？或谓汉法未备，故有取于经，后则事皆有例。援古反以滋疑。然例文过多，胥吏或以舞弊，何以用之克善欤。民生艰易，赖平守令。守令廉贪，视乎大吏，虞廷三载考绩，周官六计弊治，此允厘之要也。汉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。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，当若何循名责实，乃有裨于官箴民命欤？今按两汉循吏传，则西京所载无非郡守。班固至谓令若长不闻于时，何也。至若东京，则王涣、刘矩仇、览童恢并以令长，列于循吏传。而鲁恭、刘宽与、夫颍川之四长，先后相望其放安在。夫为守令者，其首重者曰廉，其次曰才，然或洁清自好而政事不免于废驰或材力有余，而节操不足以共信。果如何而得有守有为者分布郡县也。姑息适以养奸，严威足以禁暴，舜摄位而四凶服罪，孔子摄相而少正卯诛。古圣以生道杀人皆此意也。而《酒诰》之文，有谓为小人附会六经者。韩非载鲁哀公勋霜不杀菽之问，有谓为法家托圣言以文峭刻者，果定论欤！善乎，崔寔之言曰：以严致平，深得达权救弊之理，后儒有称之者，能引伸其说欤。唐太宗论赦为小人之幸，能析其义欤？至若保甲之制，弥患未萌，法至善也。乃行之熙丰而反以滋其累，用之南赣而民复称其便，其故何软？吏胥所以察奸，兵弁所以缉盗，乃或者声息相通，反以援引，何术以防之，何法以惩之欤？兵所以威天下，实所以安天下。汉之南北军，唐之府兵扩骑，宋之更调，明之团营，皆陆路之兵也。至海疆用兵，若晋之孙恩、卢循，元之方国珍皆内寇穷蹙，拥众据险，易就削平。惟明胡宗宪、戚继光剿平倭寇，战功尤着。其所以撰《筹海图编》《纪效新书》非空谈韬略者可比，其时若朱纨之《严海禁疏》，郑若曾之《江南经略》，唐顺之《武编》，不皆有裨于实用欤？当兹八荒在宥，七德有征，决胜机宜，权衡贵当。将卒何以汰其惰窳，侦探何以测其阻深，器械何以极其精良，内奸何以绝其勾结软？凡此者，通经致用，有治人而后有治功，课绩考勤，有实心而后有实政。不以万民向化弛诘奸禁暴之防，庶几九有归怀，奏柔远绥边之绩。多士桥门释褐，学古入官。拜献先资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应：殿试举人臣龙启瑞，年二十七岁，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人，由附生应道光十四年本省乡试中式，由举人应道光二十一年会试中式，恭应殿试。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，曾祖镇海，仕，故。祖济涛，仕，故。父光甸，仕，存。

殿试策原应策文

臣对：臣闻学古所以入官，安民必先课吏，祛邪斯能善俗，防海乃可靖边。遐稽往籍，《易》着观文，《礼》详分职，《书》重诘奸之治，《诗》陈有截之辞。古帝王锡极临宸，斟元御宇。以勤典学穷经比于菑畲，以励官常立政先夫准牧，以除瑕秽法温肃于春秋，以壮声灵达梯航于瀛海。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，以握天人交应之符。用能是彝是训经术崇焉，有守有为群工懋焉，无偏无党王路遵焉，贡卉贡皮岛夷服焉。所由熙春泳化，函夏翔和，登斯民于上理者恃此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，表章群籍，董正庶官。剂宽猛以和民，奉明威以保大。固已巍焕成文而班联式序，闾阎安堵而琛赆输忱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，好迩言之是察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明经训、肃官常、化邪民、严海禁诸大政。臣之愚味，奚足以仰赞高深？顾当对扬方始之时，敬念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，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士不通经不足致用，欲勉以有用之学。此敦崇实学之盛心也。臣谨案：西汉之世，每有大事，廷臣多援经义以决疑。始元中有诈称卫太子者，隽不疑引“卫蒯聩得罪”之文；五凤中议伐呼韩邪，萧望之引“晋士匄不伐齐”之说。他如龚胜定傅晏之狱，毋将隆抑董贤之宠，皆征引《春秋》，诚以属辞比事，本圣人之教也。元朔间张汤为廷尉，以武帝方向文学，乃请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博士补廷尉史。以平亭疑法，汤之深文，犹能润饰，非上所好。使然乎董仲舒《春秋决狱》书佚不传。《困学纪闻》载其三，《白孔六帖》存其二。虽零编断简，而古人经术通于吏事较然可见。《周礼六官》，唐太宗叹为真圣人之作。后世惟宇文泰，苏绰、朱子称其有意复古，官制甚详。唐之“府兵”“租庸调”、兵法、赋法斟酌极精。其制皆本于绰，盖得《周官》之意。至于国师文新室之奸，荆国致熙丰之弊，则剽窃以济其私，非书之伪也。古多引经，后专用例。夫引经非专门名家不能通其意，用例则勾稽验核可以勉而能。然必如宋之韩琦，在中书取五房例删为纲目。杜衍掌铨事，命诸曹先具科条，吏不为奸，斯为善用例者矣。圣朝重道尊经，事必师古。为士者孰不勉为体用兼备之学哉？

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，而因重考课以求循良。此驭吏之要术也。臣案：虞廷考绩，《周官》弊吏，尚已。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，使以“六条”案郡国。非“六条”不得问，故能小大相维而权不侵。唐之考功，自德义至恪勤为“四善”，自近侍至镇防有“二十七最”。综其善最，差以九等，而才与德分矣。宋太宗以审官院审京官朝官，以考课院考州县官，而中与外又分矣。顾考官在乎法，而注考在乎人。扬清激浊，在大吏犹且能之，况人主乎？从来仕途习尚，恒视上之意向以为转移。班固言：孝宣每拜刺吏、守相，辄亲见问。常久任二千石其有治效者，玺书勉励，用为公卿。故西京循吏守相为多。范蔚宗言：光武观纳风谣、广求民瘼。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。故东都循吏起家多由令长。章和以后，鲁恭、刘宽辈流风未绝。由是言之，人主重守相则三王接踵，重令长则千室鸣琴。甄拔之所加，才智之所萃也。《周官》“六计”皆冠以廉，故簠簋必饬而职业克修者上也，才华仆速而节操坚明者次也。若牛僧孺所谓贪纵之吏，大抵有才，斯为下矣。然则奖廉洁惩贪墨，所以全民命，而励官箴断断乎其在此。国家课绩用人，悉秉大公，则更称其职，有不民安其业者哉？

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，严威足以禁暴，爰及夫保甲之制。臣案：舜去“四凶”而天下服。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，辟以止辟之谓也。《酒诰》以救商民之淫酗，故曰：予其杀。苏轼谓《周书》多以杀为戒，故享国久长。而后人或附会镌凿，以失其意，《韩非》载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，孔子对以宜杀而不杀。王应麟疑为非圣人之言。崔实《政论》谓汉文帝以严治平，仲长统、范蔚宗皆亟称之。而唐王志愔谓严者不必凝网重罚，宋司马光亦谓实矫一时之枉，则以世轻世重，要在与时宜之而已。养稂莠者害嘉谷，赦有罪者贼良民。唐太宗所以谓一岁再赦，善人暗哑也。保甲为古今良法，而贵在得人。王安石施之鄞县而民安，用之天下而民扰。一人之身，有诅有祝。如是则王守仁之于南赣，非以恩信素行乎？夫守令不得人，则吏胥诘奸而反以纵奸。将领不得人，则弁兵弭盗而反以豢盗。有治人无治法，两言尽之矣。圣朝恩威并用，道一风同。所由经正民兴共跻于荡平之域也。

制策又以兵威所以安天下，而进详夫防海之法。臣案：自汉立“南北军”，所以后代有更制，而皆于水战弗详。晋之孙恩、卢循，元之方国珍，皆穷寇入洋，非能以风潮为长技。故海患之亟自明始，海防之密亦自明始。胡宗宪之破汪直、徐海也、长于设谋用间，故柘林、五岛以平。戚继光之破倭闽浙也，战舰、火器皆极其精，故戚家军之名独着。所《筹海图编》《纪效新书》皆熟悉情形之言。外如郑若曾《江南经略》，举江防而制湖变。朱纨疏严海禁，重保甲而革渡船。其论皆归实用。善夫，唐顺之之言曰：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，非古来海防第一义乎？尝泛蛟门，战三沙，身历行间，故《武编》之作后人不能测其奥。此亦及之后知之谓也。夫重洋之巡哨必勤，故将卒宜汰其惰窳。间谍之赏罚必信，则侦探可测其阻深。试之于风波沙线，以知器械之精良。稽之于口岸往来，以绝内奸之勾结。防则固，战则胜，庶几巩若金汤矣。圣世八荒在宥，七德有征，不已寰海境清而奏绥怀之盛绩哉！

若此者，宗经以考道，熙绩以厘工，除暴以安良，巡洋以奋武。扬骏烈，畅鸿庥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日新进德，天健昭行。经学昌明而衔华益期佩实，官方澄叙而大法并励小廉，编氓保伍而比觥挞罚。不废交修，重译款关而下濑楼船，毋忘克诘。由是经有名家，史多循吏，野无犷俗，伍尽胜兵。上以只迓蕃厘，下以永绥多祜。则我国家亿万载有道之长基此矣！

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。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龙启瑞殿试策译文

臣子（我）听闻学习古贤的好品格才能做官，安定民生一定要先学好做官吏的功课。把那些不好的邪气消除掉，才能转变成好的风气。做好海疆上的防御，边境才能安宁。我查阅了以往的古书籍，发现《易经》写了很多宏观的文章，《礼记》则详细地把各人的职责区分得很清楚。《尚书》则重点在于究办奸盗的治理。《诗经》多陈述那些整治的言辞。古代的帝皇为天下立法。每一次甄选人才，首先是以勤奋学习古典经学善于耕耘的人才为标准。以那些遵守律法忠于政务的人才为司法大臣。废除那些不好的法规，用好的法规肃清风气。用强大舰队的浩荡声势，分批次地航行巡防于海洋。这才是我们日思夜想要完成的夙愿，所以一定要掌握好的上天赐予的好时机。日常的训练值得推崇，大家都这样才有作为也有操节。无偏私、无阿党地遵循先王的治国之道，那些来朝贡的岛国自然会臣服。（圣朝）像暖暖的春阳的普照和育化，全国自然会风气祥宁，这就是社稷安定民生幸福的道理。

我希望圣上您，颁旨弘扬各种经学书籍，纠正一些官员的做法。虽然像剂药那样量大而猛，但可以有利于民生，奉行圣明的威严的旨意，才可以安稳地居于高位。我朝的文化风气也就会更加有序，发展得更加辉煌，平民安居乐业而甘愿尽自己的才能。圣上您应该做出圣明的决策，用最浅显明白的道理来告诉他们，朝廷正在广纳贤明之士。选用良臣进入到朝廷里，并让他们懂得治国的方法，做官的道理，教化不好的民风的手段，严防海疆的策略。我很愚笨，哪里能有高深的策划值得赞勉。因此有一开始就应当报答圣上、向君上陈奏报告的机会，我怎么敢不尽平时所掌握的知识，而去仿效那种从竹管里看天，用瓢来量海水的微小的行为呢？

我恭敬地阅读完皇上出的试题，答日：士不通晓经书就不能录用，这样才能勉励那些有志的学子。这是敦促、崇扬学风的最好方法。我经过谨慎的查考：西汉时，每遇到有大的事件，朝巨多是以经书上的义理来解决存在的疑问。汉元始五年，有人冒充卫太子，众莫能辨，隽不疑引用春秋时蒯聩的事来处理。汉代五凤年间，朝臣建议讨伐匈奴，萧望之引用晋大将匄率兵攻打齐国，听到齐侯死了，便引兵退还的故事来劝谏。其他如龚胜定办傅晏的罪行，毋将隆治办得宠的董贤案例，都是引用《春秋》，皆是以事实来比事，这是得益于圣贤的教化啊。西汉元朔年间，张汤作为廷尉，引用学习武帝的方法，他把那些精通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博学之士来录补廷尉，以调整平衡。这是张汤的好学问，不是故意粉饰，也并非是因为他的爱好。董仲舒写的《春秋决狱》一书已经佚失，没有留下来。《困学纪闻》里记载有三篇，《白孔六帖》里存有二篇。虽然是零碎残缺的文章，但是古人用经书的道理来解决吏务的事还是经常见到。《周礼》六官，唐太宗惊叹为真圣人的文章。后来只有宇文泰、苏绰、朱熹他们有意推崇复古，把为官制法写得很详细。唐朝时“府兵”“租庸调”、兵法、赋法的相关制度，都斟酌得很精细。这些制度都以宽大为本，符合《周官》的本意。至于王莽时的国师刘歆用六经来比喻他的施政，则有点文饰其过失。荆国公（指王安石）锐意改革时造成的“熙丰之弊”，则是剽窃经学中的好方法来达到他的一己私心，并不是经学写得不对。古人都引用经义，后人多用范例来解决疑问。引用经义不是专门的名家无法通晓其中用意，举例时会用相应的方法来查检核对才可以做到无误。就像宋朝时的韩琦，他从经学中取其中五种例子来作为衡量标准。杜衍执掌铨政，他命令那些官员们先学习科条法典，做到为官清廉，皆是善于运用书中典例啊。圣朝重视经学，一定会遵循古人的道义，读书人就会为了达到学以致用而更加努力学习了。

皇上的考题问，应当有关乎民生疾苦的律法。要重视考核成效才能使风气良好，这才是管理吏员的好办法。我的回答：在虞舜时，考核官员的成绩，都是用《周官》的标准来考量他们是不是害民的官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汉武帝时，安置了十三部刺史，用“六条”法律来检查州郡地方官及富豪的不法行为。出了“六条”以外就不过问了，所以大小官员之间互相维持律法而没有侵权。唐朝时，考核官员的功过，以道德、仁义、守法、勤政为“四善”、从近侍到镇防有“二十七个最好”的法令，综合其中最好的，和最差的分出九等，都是以才华和道德来分的。宋太宗以审官院来审问朝中京官，以考核院来考量州官，他又把里与外的辖治分得更清楚。所以考核官员的在乎法律，而注重考量的在乎人。表彰、发扬好人好事，清除坏人坏事，官员都能做到，何况是皇帝呢？仕途上长期形成的习俗风尚，只要我们坚持自己向上的志向就不会转移。班固说：孝宣中兴时，汉宣帝刘询每一次拜封刺史、代理丞相，都是亲自过问。经常对那些久任二千石又治理有方的官员，下旨勉励，拜为公卿。所以，在西京的代理丞相的官员最多。范蔚宗说：光武帝时，广泛访求百姓疾苦，采集民谲，所以那些地方上有能力的人都争着做官。因此东都那些循吏都是从奉公守法的小县令开始起家的。东汉章帝、和帝以后，鲁恭、刘宽他们这些王侯之辈也传承着前代流传下来的风气。所以我觉得，人主（皇帝）看重丞相则可以接着兴盛三朝，看重县令则可以让千家万户共同欢乐。提拔得越多，有智慧的人才就越集中。《周官》“六技”的内容，都冠以清廉为政。所以，礼仪必须要做到恭敞，而那些专职的人才方能成为第一。有才华没有用到而守节操的人稍微少一点。像牛僧孺那些所谓的贪财纵欲的官员，大都是有点才华，就为最下等了。如果奖赏洁惩办贪污，就会全民遵守律法而激励官员，肯定会让风气好起来的。国家考核成绩用人，一定要秉持大公无私，就会让所有的官吏尽其职责，哪会有黎民不安心于他们的事业呢？

皇上的考题问，不能姑息养奸，威严的法令才可以禁止暴行发生，要实施保甲保民的制度。我认为：舜除去了“四凶”而使天下臣服，孔子诛杀少正卯而使鲁国安宁，这就是“刑法用以止罪”的道理。《酒诰》是周王用来解救商民沉迷酗酒的行为，所以就用酒令把其杀了。苏轼认为《周书》多是用杀人为戒令，所以国家治理得很长久。但是，有些后来人将无关之事硬扯在一起，理解错了本意。《韩非》一书记载鲁哀公不杀菽的问题，孔子回答说，可以杀但不杀。王应麟怀疑这不是圣人说的话。崔实《政论》认为汉文帝以严治平国家，仲长统、范蔚宗极其称赞他但是唐代王志愔认为，严格的法度不必再罗网重罚。宋司马光也认为实际上是矫正一时的狂乱之计。所以要分清对世人重不重要，时机合不合适。田里有莠草就会影响到好的稻谷，赦免了有罪的人就会伤害到那些良民。唐太宗所以认为过一年再赦免，那些善良的人都不说话了。保甲联保是古今都用的好办法，而贵在要找对人选。王安石在鄞县实施保甲这个办法使民心安定，如果用在天下所有的地方，那就造成混乱。一个人的形象，有诅骂的，也有祝福的。就像王守仁在赣南那样，不是以施恩、信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行吗？如果找不到信守法令的人选，那些小官吏就会纵惯出更多奸诘狡猾的人，如果将领找不对人选，那些兵弁在抓盗贼的过程中也反而豢养出更多的盗贼。所以光是治理人而不治理法度，这两种说法已经说尽了。我大清朝恩成并用，上下同心，就会法正民兴，共同跻身于太平天下了。

皇上的考题又问，要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，兵强才能安定天下，进而详细地著述了海防的重要性。我的回答：自汉代开始设立“南北军”以后各朝都列有编制，但都对水军不怎么有详细的了解。晋朝时的孙恩卢循，元朝时的方国珍，皆发现穷寇入洋，并非是他们熟悉潮汐涨落的规律。所以海患最多的是从明朝开始，海防最严密也是从明代开始的。明将胡宗宪破汪直、徐海的办法是用计谋离间他们，所以柘林、五岛得以平息安宁。成继光在福建、浙江破倭寇，是因为有好的战舰、火炮，所以戚家军的名气极其显著。他所撰写的《筹海图编》《纪效新书》都是因为熟悉地形，所以记载得很详细。又加上郑若曾撰写的《江南经略》，根据江河湖泊的变化而成。朱纨疏严海禁，重保甲而管控好渡船。他说的方法都很实用。唐顺之的话说得好：防御海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拦截在海外，这难道不是古来海防的第一要义吗？他曾经泛蛟门，战三沙，经历其间。所以他著写的《武编》一书，后人不能理解其中奥妙，这也是那种后知后觉的说法了。所以负责海疆巡逻的哨兵一定要勤快，将兵一定要改变懒惰的习惯。对那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一定要赏罚分明。这样那些负责侦探的人就会深入获取具体的情况。用小风波去试探虚实，就知道器械（人）好不好用了。认真稽查口岸往来的人，严防那些内外勾结的内奸细作。只有防守得牢固，打仗才能胜利，那海防就会固若金汤了。圣世八荒在于宽仁宽待，七德祥瑞就出现好的征兆，不止只在于海境清宁，而且在于建立天下太平的盛大功绩。

就要像这样，用经学以考核仁义之道，来弘扬功业激清风气，铲除为非作歹的坏人，安抚善良的百姓，用装备精良的军队巡防海疆。使大清朝人才辈出，骏马奋蹄，鸿翼大振，有仁圣的政策，帝王的道德就完美了。我恭敬地伏愿皇上，日日更新，天天增进道德，像天日那样强健地运行天宇。使经学文章的形式与内容都更加完美，用政法清理整饬，大臣就会尽忠，小臣就会尽职。再把编入册籍的民丁组织起来，统一听从指挥，做到赏罚严明。修好外交关系，重新签订合理的条款。保卫海疆的军队一定要治理好。这样在经学上就会有博学的名家，朝廷上就会有廉政的清官，乡野上就没有犷悍的习俗，军伍中全部都是勇士。上可以洪福齐天，下可以永远顺利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千秋万代兴盛繁荣的基础啊！臣子我后学初进科第，不知道避忌，冒犯了圣上的威严，是非常严重的过失。这是我谨慎地回答。

龙启瑞的殿试策也是按当时规定的八股文的形式写成，以推崇经学、实施廉政、肃清社会风气、建设海防四个方面为论点，铺叙展开，文采斐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