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临桂状元】民生状元张建勋——秉政清廉亲百姓

临桂政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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秉政清廉亲百姓

弘兴滇文化

张建勋高中状元之后，被委任为翰林院修撰之职，他所做的最主要一件事，就是弘扬教化。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，须从教化万民入手，要立德立行，广施德政于民。他把圣人、先哲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道统教言、精微的思想、理性的哲语择选出来，把于教化有用的部分集注成册，刊刻印行。他在翰林院任职五年，编注刊刻印行了十几部教化书籍，还把他的曾祖、祖父的诗集也刊刻出来，作为家存传与后人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春，张建勋被委任为云南省乡试主考官，在西南边陲主持乡试，考选举人。他在主持完云南省的秋考之后，并不急于回京，而是深入到边远的府、州、县去了解西南边陲地方的教育情况，了解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情风俗，视察那里的书院学馆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张建勋就任云南学政之职，主持一省的文化教育。他用半年的时间把四书五经疏义、集注、精解，编校成一整套系统的教材，把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易经备指》《墨经解注》《七经旨要》等书册重新刊刻印行出来，发至各府、县、使各地书院学馆的教材整齐划一。

在云南期间，张建勋为了视学兴教，走遍云南三十九府（州）六十五县。他本状元之才，精研经史子集百家之说，又有生活的经历，每次讲释经义和诸子百家之学，都能旁征博引、精释要义，又能深入浅出、结合实际，听讲之人皆大受启迪。

云南地处边陲，滇中土人进京求取功名路途遥远困难重重，而中原名流才子入滇传播文明交流教化，同样艰难。鉴于此，张建勋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滇中士人学子的作用，方能弘扬滇中文风，大开教化之路，便大力倡导“滇文化”。这个“滇文化”的内涵，就是“以滇中之文士，启滇中之文明，昌滇中之教化”。他提倡滇中的学子，不但要勤奋攻书，精研经义，博学众采，还要学习滇民风俗、语言，以为日后之用。

云南是众多民族杂居之地，山高水深、道路艰险难行，各府、县条件差异极大。张建勋视学各地，见许多地方的学馆破旧失修甚至损坏，曾告诚官员“学馆残坏，则文教不兴；文教不兴，则无以化民；民之不化，则难以为治。要使滇中兴教化而达善治，必从兴学之举始也”。他晓喻地方官员，限令时日必须将学馆修好，且作为官员年终考选之政绩要求。

张建勋在云南任职五年，倡文重教，身体力行。他大力倡导的“以滇中之文士，启滇中之文明，昌滇中之教化”，开创了滇中治学的新风气，收效颇大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张建勋奉旨回京。离开云南时，父老乡亲们特地送给他一幅“大启滇文”的题榜，是对他学行德政、弘开地方教化的肯定和赞誉。

诗情溢东瀛

“庚子之乱”后，张建勋回到京城，继续在翰林院供职。不久，清政府按照《辛丑条约》的有关条款，对朝廷机构作了一番改动，重新委任新官职。翰林院改为学部，张建勋任国史馆纂修官和编书处总校官。接着全国废除八股文，办了京师大学堂，实行学堂考试，选拔出洋留学生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四月，张建勋被派往日本访问、考察学务，

考察日本的高等学堂、中级学堂和初级学堂。他在考察中发现，日本文化界特别是书法、文学家，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爱好，学习中国书法、绘画艺术的人非常普遍，而且不少人造诣很深。张建勋也是一个书法名家，对中国书法有很深的研究。在日本期间，他结识了日本书法界最著名的加治耕莘、大隈重信等几位大家，并很快成了挚交好友。他们一起参观展览，互相赠送作品。张建勋还应邀到二人的家中做客，鉴赏他们珍藏的书法作品，互相交流心得，研究切磋书道技艺。在《书赠加治耕莘》的诗中，张建勋写道:

东瀛市隐旧生涯，篆法精研铁笔夸。

我有文幸增润色，广搜金石访丹砂。

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，加治耕莘先生是一位精于篆刻的书法大家，他为张建勋篆刻了数枚书用铭章。

张建勋在书赠大隈重信先生的诗中写道:

谋国深长事业新，平泉结构亦精神。

菊花世界饶清福，晚节如君有几人？

这位大隈重信先生，当时年事已高，既是一位书法家，也是一位造诣高深的画家，还是政界要员。张建勋在日本考察、访问了两个月。行将回国之时，他作了一首五言诗:

瀛海乐复东，槎源同张骞，

寰中悟妙理，域外得奇观。

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，他对日本的访问、考察很愉快，也很有收获。

边陲倡学风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七月，刚从日本访问，考察学务回国的张建勋，被朝廷委任为新设置的黑龙江省提学司提学使，并兼民政使，临行之时，朝旨授他“临事措置，勿须上奏而行”的权力。

张建勋到任之后，即遵朝命与将军都统办理交接，改将军府为省督抚署。筹措完置省诸事，开始创办现代教育学校，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。他在日本考察学务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间，懂得了现代教育的优越性，他要创办现代学校，而不是“塾馆”。三年前朝廷设立学部、废除八股文时，张建勋参与了起草制定新的《学堂新章》，这个新章包括“初高等小学”“中学”“高等学”“大学附通儒院”等四部章程，各为一册。接着又定了《学堂管理通则》一本，其中规定:“无论何等学堂，均以忠孝为本，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。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。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，练其艺能，务期他日成才，各适实用。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，慎防流弊之意。

张建勋组织人员编写教材，将提学司旁边的一座屯卫幕所改造成学校，将房舍贯通成学堂，添置桌凳，用木板制了一块光洁的大黑板。待一切就绪，便贴出招学榜文。榜文一出，当日便收了四十多位学生，比张建勋预料的多了许多。

龙江城，作为将军都统府地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人口逾万。起初多为军卒及其家属，久之增加了许多商贩行业人等，后有二千多沙俄侨民，办了一所沙俄学校，但不收中国人入学，有满旗子弟世袭四代竟无一人能进学堂读书。此时招学榜文一出，城中的官宦子弟、驻屯军将校的子弟，都别无选择地涌进这所新创办的学校来读书。张建勋严厉要求提学司众人“凡入学之学子，皆吾等之子也！自当呵护备至，不可稍有訾色，汝等须耐心诱之，勤谨教之，不可丝毫懈怠，有违圣望，有负所托”。

智办垦务案

黑龙江省垦务司，管辖苏温河、卓儿河、那门河、木伦河、失里棉、阿者迷之、忽鲁海、可木山等八处垦务地面，在乾隆朝时便已调军屯垦，经过百年开发垦殖，已是沃野千里，出产颇丰。垦务地面原也只是供屯边军中粮草，不纳赋税于朝。甲午战争之后，清政府要向外国赔款，才着将军都统衙门每年上赋若干，并无一定之数。庚子之乱以后，清政府每年要向列强赔款二千五百万两白银，这才派官核定各垦务地赋税，每年依额上交赋税。置省之时，朝廷便设垦务司专领垦务。

黑龙江巡抚与垦务司、度支司、劝业司官员连年大肆贪污垦务税银，张建勋奉旨密查此案。巡抚是他的项头上司，涉嫌各司官员与他是平等同僚，还会牵连下面众多官员。黑龙江天高皇帝远，查办此垦务大案，非同一般，稍有不慎，有性命之虞！

张建勋起初赴黑龙江之时，朝廷曾有诏授他“临事措置，勿须上奏而行”之权，他就借到府、县、厅去视察办学之机，假装顺道过垦地，暗里查探“垦务案”之情。张建勋来到垦务地面视学，暗中将各处丁户、村屯，乃至各厅六年来上交赋税数查实得一清二楚，但不知上交朝廷之数相差几何。须设法查实赃官贪占之数，方可上奏朝廷。张建勋回到龙江城，那些官员均已知他奉旨密查垦务案之事。他平时人缘甚好，又特别体恤那些屯卫军校子弟世代不能入学之苦，办学数年，加倍关怀这些军校子弟，那些军卫将校都把他视作恩人，因此官员中虽有恼怒暗恨他的，也不敢伤他毫毛。

回城次日，抚署大堂坐满了大小官员。张建勋与抚督及众人见了礼，把两道圣旨捧在手中，不慌不忙地言道:“下官今日奉旨查办垦务一案，实非下官本意，但皇命难违，不得不查。不瞒众位大人，此案下官已访察得实，言者不虚。自思众位大人平日待下官不薄，今日既是奉旨查案，怎可欺心构陷？且不必明言某某，但与此案有牵连者，务请自行开据明白，累年占得多少，均无遗漏，即将所得速退有司。想下官赴省之时，朝廷曾授以‘临事措置，勿须上奏而行’之权，若自据退银与实数相符者，下官自当极力为之开脱，万望勿存侥幸，自取其咎。下官言既至此，望各位大人见谅。”

那些贪占官员，听了这番话，都只道他查得了实情，自料隐瞒不过，只好回去将历年贪占银两之数开据明白，用印封封好交与张建勋，又悄悄将贪占银两退还有司。张建勋收了那些人的封据，却不启封开拆视看，只命人到有司中查验其银之数。总的退还银与实缺之数大体相符，便即上奏朝延并言明这些官员均是自行退出赃银，请朝廷从轻惩处；又将这些官员开据之封据总袋装了，打上火漆印封，并随疏上报朝廷。作为官员改错的证据，亦作贪赃之证据，并立即亲率一队军士将此银解上京师。

来源：临桂状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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