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临桂文史】陈宏谋用书信现身说法的治家方略

陈宏谋（公元1696—1771年），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人。他是临桂籍明朝历官礼部尚书、神宗时进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之后，清朝的一位中堂（即大学士、宰相之别称）。

在清朝1723-1771年间，陈宏谋历任翰林院检讨、吏部郎中、浙江道御史、扬州知府、江南驿盐道、云南布政司、直隶天津道、江苏按察使、江苏江宁（今南京）布政司、后又历任甘肃、江西、陕西、湖北、河南、福建、湖南、江苏等八省巡抚和陕甘总督，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、湖广总督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奉调进京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试读书卷官、国史馆副总裁官、殿试读卷官、协办大学士、东阁大学士、太子太傅等职（衔），共任期48年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因病疏请回乡，乾隆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。同年六月，船行至山东兖州韩庄时，其病逝于舟中，终年七十六岁，谥号文恭。

陈宏谋离家从政多年，善于用书信现身说法治家育人。他曾给家人写过许多书信，因年代已久，如今他后人尚存他亲笔写的家书已不多了。本文仅从他的一些家书中提取相关论据，整理而成

一、刻苦读书不断进益

陈宏谋非常关心他后人的学业进步，将自己成功的读书方略传授给他的后人。

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六月十七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到家以后，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。纵有往来酬应，稍可抽身即亲书籍。丢荒半目，必要补是，才可谓之好学。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，而每日读书功夫不可缓，亦不肯缺者，非不近人情也，心乎好之，乐此不疲耳。必如此才有进益。若待无事可做而后去寻书，或迫于尊长教命而后去寻书，成何读书耶！甚有一面应酬，而心中念念不忘书者。吾由今忆之，当日作某事，行至某处，想起某书，作某文温到某书某句，犹历历可记也：应督抚口口口（缺字）二比，则由路西往殿头，为杨二太太视书，行次三塘墟而构思乃成者也（陈宏谋二十八岁时即1723年，曾在路西村教书）。幸毋以为迁而忽之，窗下所做所读之表、文策，无论新旧，皆宜温习记忆，以待临时挥洒。有时得数字，数句，如狄异宝者，不可不知也。”
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八月廿八日，他写回家书说：“且忆我自五岁入书堂，年年苦读，所读之书，句句讲求，所作之文，篇篇要好，幸而成名。”

陈宏谋七十三岁，年岁已高，仍还离不开看书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十月初三日，他写回家书说：“吾今看书虽不能记而不肯不看；究竟看而不能记，增有所得，比不看者较好。”

二、忠于职守办好实事

陈宏谋强调要办实事、办好事、讲真话，将自己的扎实工作写在书信中，启迪家人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五月十六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（乾隆）连次召见，所问中外事（指中央与地方、朝廷内外）惟就所知见以对，不欺人，亦不害人。每次奉派挑选，惟有概谢嘱托。空空洞洞，人之怪与否，所不计。只求此心无他，可以对至尊（皇帝）耳。”
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八月二十八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悔前此何似无益于己。而有益于人，即系有益于己。

三、以俭养廉有福惜福

陈宏谋一向廉正，还引导家人勤俭，身在福中要知福惜福。

他特别注意不损志操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三月廿八日，在家书中说：“太宰（吏部尚书别称）每年饭银约一千二、三百两，今停捐之后（当时政府以授予职官取得捐官人捐款筹措饷粮，但时办时停，写此信时，正值停捐），饭银减少，每年不及千两，入不敷出，又无来路，不得不事事省减。此俭养廉'今日之谓也！决不肯到处告穷，向旧属借索，有损晚年志操，重负‘宁仅苦节称'之圣训也。”

他在职勤政务实，不怕苦累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十一月十五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吾今年起五鼓尚不觉苦，每日至期即醒，早起吃粥入朝，辰时（上午七至九时）送饭至朝房，散后到阁阅本，已时（上午九时至十一时）到部，午后归寓。人客少见，尽可颐养。近又蒙恩命，许骑马直入紫禁城，举朝惟亲王及军机之公爷，中堂如此不过数人而已。受此隆恩优恤，夙夜趋直更不费力矣。”

他还善于适当处理名和利的关系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八月廿八日，在家书中说：好名声是不可少的。至于‘利’字则不能强，亦不必设计苦求.只怕苦心求利，不顾声名，转至后来衣食不继，面目可憎，难以见祖宗，难以见亲友耳。’

对于自己身居高官之福，他是很珍惜的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在家书中他说：“自吾居官以来，下人无不学享福受用者，焉能事事如意耶？天下惟有福之人偏知惜福，而无福之人偏会享福，不惜物力，不知好歹。”

四、执行制度遵规守法

陈宏谋要做个好官，也希望家人做好臣民。他就认真执行好朝廷的各项制度对于选官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三月三十九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吾连有挑选举人之命，数至六千余人。自早至晚阅五日方完。今廿九日即带引见一等...共二百二十员……发往各省，以知县等官试用。二等者不必引见，均回籍以教职用矣。

关于在任官员不能在自己辖区内购置田产。乾隆二十九年1764

年）五月十六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吾任此地（湖南巡抚），不便买田：若弟见子侄，并非现任，买田何碍？在在有之，不能以法绳也。”

对于清朝政府每年给九卿及各京官配发“官参票”购买平价人参，

这神“官参票”可以买卖，一个太宰（史部尚书别称）所配的官参票价值相当其年棒三分之一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三月二十八日，他在家书中说：“每年九卿（都察院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仆寺，通政司、宗人府；銮仪卫的高级官员）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，吾得买二斤。从前诸公无银兑库，将票卖于商人自领，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。今年人参壅滞，只卖得银二百两上下。但吾向须自己吃用.只得设法兑票领出，酌留自用，余者设法卖去：今分寄少许（有单）、家中虽不能多，同沾皇恩耳。”

陈宏谋之所以能有上述良好的治家造诣，是来自他的学识渊博。史书记载，陈宏谋是清朝康熙、乾隆盛世时期的清官廉吏，他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，他曾说：“吾辈居官，当事事从民生起见，计久远不计目前，尚实事不饰虚文，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，方不虚此生读书济世之志。”（《寄孙隽书》《陈榕门先生遗书，培远堂手札节要》卷上记载）。他为官勤政务实，每为官一任，便造福一方，政绩卓著，口碑载道。史称：“乾隆年间，论疆吏之贤者，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.宏谋学尤醇，所至拳拳民生风俗，古所谓大儒之效也。”（《清史稿·陈宏谋传》记载）

陈宏谋又是清朝的理学名臣。他强调明体达用、知行合一。他说：

“天下古今之事物，不外乎理。明此理而内以克治其身心，外以推暨乎民物，不能不由于学。理变化而无穷，则学亦精进而不已。”（《王丰川先生续集》序，《陈榕门先生遗书.培远堂文集》卷一）。他又说：“学所以求得乎道也，道统物我，学兼知行，成己即所以成物。自学者不求明乎此，不求行乎此，故不堕虚寂，即流于迂腐。”（《学仕遗规》卷一，《吕新吾去伪斋文集林》按语）。为了弘扬理学、教化民众，他一生为官几十年，撰辑刊刻书籍几乎没有间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撰辑刊刻的书籍达四十种数千卷之多，印量亦很大，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