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清廷组织了首次公派官员出洋游历考察。经总理衙门府考试，从六部54名青年官员中甄选出12名成绩优异者，担任“游历使”。这12名佼佼者中，有两名广西桂林人：李秉瑞与金鹏。两人由此成为晚清最早走出国门的桂林士子。遗憾的是，金鹏的史迹几近湮灭。李秉瑞的史料也仅存蛛丝马迹。本文依据史料分析，结合田野调查，梳理出李秉瑞生平的基本脉络：西洋游历归来后，李秉瑞追随唐景崧到了台湾，甲午兵败后，清廷割让台湾，唐景崧举旗抗日，李秉瑞担任过重要职务；清末的宪政运动中他曾当选咨议员；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中，他游走于陈炯明、岑春煊、陆荣廷等人之间，纵横捭阖。其女婿邓仲元为辛亥革命烈士。

桂林神童

　　李秉瑞（1856年－1917年），字福云，号体干，属龙，咸丰六年（丙辰）即1856年4月15日生于临桂县城（今桂林市区）十字街一带。顺治年间，他所属的李氏家族由广东肇庆府阳江县迁居桂林府西乡车埠村（今临桂区四塘镇），到李秉瑞是第五代。其父李振懋，号春麓，国学生（太学生: 是指在太学读书的生员，亦是最高级的生员）即选布政司经历，例受承德郎（文散官名。清正六品概授承德郎），诰封中宪大夫，礼部主事加四级。母亲丁氏，国学生丁近礼的第三个女儿。例封安人，诰封太恭人。[1]

　　从光绪《临桂县志》上可查到李秉瑞参加科举的资料：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他19岁进入贡院，考中己卯科举人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22岁，进北京参加会试，以《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》为题作论，文章中发出“独奈何文体迁流而遂以史尽之乎，扬历而欲继共和之绩究无殊”的感慨，批卷老师批赞道：“上下古今情来兴，想见得以疾书之乐”、“精思健笔相辅而行斯谓惬心贵当”、“理足词明志和音雅”，考中癸未科三甲进士。光绪帝钦点李秉瑞以“学习主事”进入礼部实习工作。[2]

　　依据清代考试制度的年份规制推断可知，李秉瑞16岁考取秀才，13岁便考取童生，堪称神童。

走出国门

　　清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（1887年6月12日至13日），北京总理衙门所属的同文馆（近代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院），举行了一次严苛的考试。参加考试者主要是中央机关“六部”的青年官员。参加考试共54人，考试结果，初步录取28人，最后由皇帝钦点12人，其中有两名来自广西桂林府的进士——礼部学习主事李秉瑞，户部学习主事金鹏，当年两人均刚满32岁。

　　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优秀人员，走出国门，考察世界，称“游历使”。

　　此后两年中，游历使们走过亚洲、欧洲和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，留下了几十种考察资料，是有史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派出官员，走向世界的盛举。然而，参加了如此盛大活动的两位桂林前辈，李秉瑞与金鹏几乎被历史湮没，各种近代史、中外交流史上对他们提及甚少，就连他们的家乡，广西地方史上也没有他们的史迹。不仅是地方史研究领域的缺憾，也是中国近代对外交流史上一个令人遗憾的盲点。

　　古代礼部具有现代教育部的功能，是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的部门，还兼有外交部的职能，负责藩属和外国往来之事。可以说是一份很开眼界的工作，对李秉瑞后来能考上“游历使”是大有裨益的。

　　在礼部实习工作四年后，李秉瑞便赶上了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那一次游历使选拔考核。

　　那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。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同，这次既不考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也不试八股诗文，而只做关于边防、史地、外交、洋务的策论。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、阅卷。第一天的试题是“海防边防论”与“通商口岸记”。第二天的试题则是“铁道论”和“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”。李秉瑞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入选。

　　12名“游历使”，按两人一组，分6组往全球21个国家，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考察活动。李秉瑞与江西人程绍祖搭班，负责考察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丹麦等国。金鹏则与江苏常州人缪祐孙前往俄国。

遭遇冷遇

　　在依靠远洋客轮的年代，出国游历，路途漫长艰辛，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，往往晕船不能进食。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，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。如出使梅州的顾厚焜在海外游历时“抱病多日”，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。另外两位游历英、法的孔昭干与李瀛瑞更是不幸病故他乡。

　　李秉瑞在海外，则是遭到了“自己人”的刁难。

　　根据清廷颁布的《出洋游历章程》规定游历期限，“以二年为限，往来路程均在限内”。逾期停发薪水，改作自费游历。薪水待遇，“每月银200两，伙食仆役一概在内”。另外，“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，月薪50两”，各游历使可以预支六个月薪水和公费银一千两，其余则清廷驻外使馆支取。游历使在确定各国“可游之处”时，预先询问大清驻外使领馆，“以免虚糜”。[4]

　　当时担任清廷驻俄、德、奥、荷兰四国大臣的是江苏吴县（今苏州）人洪钧（1839年-1893年），洪钧“之为人，骄贪忌刻”，就连他的随从们都对他充满怨言。李秉瑞等人到达德国后，洪钧处处刁难。要求支取薪水，他说你先用自己的私房钱吧，选择游览之处，他则处处设卡，这也不准去，那也不准去。更有甚者，还禁止使馆的工作人员与游历使沟通交流。李秉瑞与程绍祖到德国不久，洪便催促他们赶紧离开，二人气呼呼前往比利时，发誓再不回德国了。[5]

　　这位洪钧大人是典型的传统官员，即便身处欧洲，对中国对外交流史也没有做出多大成就，倒是伴随他身边有个所谓的“大使夫人”名叫傅彩云，即是庚子事变中名声大噪的一代名妓——赛金花。[6]

成果湮没

　　两年多后，游历使们纷纷完成使命回到祖国。各组旅程几乎均在十万里以上，游历的国家超过预定计划的国家数。游历使们在各国除了开展外交与文化交流活动外，着重进行调查研究，编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著述和资料。按《出洋游历章程》规定，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必须形成文字，向总理衙门呈报，并陆续刊印发行。

　　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、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、日记和诗集共110卷之多。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、经济管理、工矿企业、铁路航运、财政贸易、海陆军制、学校教育、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。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、了解外国、学习西方、推动改革产生了空前的影响。[7]

　　史料表明，李秉瑞、程绍祖二人组也分别完成过他们的考察报告、杂记以及文献翻译。[8] 遗憾的是，李秉瑞与程绍祖的考察报告似乎未获准出版，或许是刊印数量太少，已经遗失殆尽。

　　游历俄罗斯的金鹏，也遭到同样厄运。不但考察报告没能传世，甚至连他的生平史迹都难寻其踪了。目前只知道金鹏与李秉瑞同岁，同是临桂县城（今桂林市区）出生，光绪八年（1883年）壬午科举人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参加光绪丙戌科殿试，登进士三甲69名。同年五月，进入户部学习主事。[9] 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曾在北京广西会馆中刊印《宣南留别诗》，[10] 今美国加州大学有孤本存世。除此之外，这位前辈的名字似乎已经彻底被尘封于历史尘埃了。

台岛遗恨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前后，李秉瑞等人回到国内，出人意料的，清廷派遣游历使似乎仅以考察外情为主，并无借机养人才的打算。故十名游历使回国后，基本没得到重用（仅傅云龙、刘启彤二人获加赏二品衔到北洋工作）。李秉瑞回到礼部，由学习主事升为礼部主事，勉强算是一份有外交性质的工作，实则是很清闲的职位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10月31日。台湾布政使唐景崧（广西灌阳人）署理台湾巡抚（掌管一省行政、军事、监察等大权的省级最高官员），正值中日甲午海战爆发，台湾地位岌岌可危，就在这个关头，台湾守备紧张。唐景崧署任巡抚后，先后调刑部主事俞明震、副将陈季同至台助力。光绪二十年（1895年）二月，李秉瑞主动放弃了礼部舒适的闲官，南下渡海，投奔到唐景崧身边报效。三月二十三日，清廷与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。朝廷下旨，命唐景崧快速与日本人办理交割事宜。唐景崧抗旨不尊，台湾士民反对无效，遂议自立。在台湾民众支持下，组织抗日，成立了“台湾民主国”。史称“乙未抗日”。唐景崧改巡抚署为总统府。改布政使司为“台湾承宣布政总理内务衙门”，以俞明震为督办，李秉瑞及陈季同为会办，掌管内政事务。改台湾营务处为“台湾军务衙门”，以李秉瑞为督办，俞明震为会办，负责国防行政业务。另有“台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，以李秉瑞为会办，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务。负责督办这个外交部门的陈季同，亦是风云一时的人物。

陈季同（1851年-1907年）清末外交官，福建侯官（今属福州）人。早年入福州船政局，后去法国学习法学、政治学，历任中国驻法、德、意公使馆参赞，李秉瑞赴德国考察时，陈季同正在欧洲任职。

　　历史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谜团——以唐景崧这样一名旧式传官僚，何以会提出“民主国”这一西方政体的概念？从“民主国”宣言提出“国中一切新政，应即先立议院，公举议员，详定律例章程，务归简易”[11]。完全是按现代共和国政体设置机构，唐景崧能有这样的思想，除了早年曾在越南与法国人作战之外，当与李秉瑞、陈季同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在“民主国”这个战时临时组合的政府中，李秉瑞担当的角色非同小可，他出任的职务包括军事、外交的的最高长官，充分表达了他个人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上实现抱负的愿望。

　　那么，李秉瑞在德奥等国考察，究竟看到了什么？他的考察报告怎样写的？为何清庭不准公开发行？“意味抗日”失败后，李秉瑞与其子弟等着有《蓬莱小语》一书，是一部记述台湾（雅称蓬莱）风土民情的笔记，现已亡佚，文字散见于各地方志，据说内中有批评丘逢甲与其他台湾民主国人物的文句，而遭到敌对派搜购毁禁。

护法运动 粤桂大战

　　乙未台湾抗日失败后，唐景崧逃回桂林，李秉瑞却不知所踪。

　　辛亥革命前后，李秉瑞出现在汕头，是省咨议员及潮循道署顾问[12]。广东咨议局成立于1906年，潮循道署亦成立于“光绪末年，国人倡议行君主立宪政治，故于宣统初年，汕头司法即已独立，并在招商草地设立审核厅，以办理市民之诉讼，是时潮梅最高军政机关为军务督办署，嗣复改为潮梅镇守使，并设潮循道尹，驻汕监督各县行政事务。”由此推断，李秉瑞在50岁之后定居广东潮汕地区。[13]依然活跃于政坛，证明他仍存政治抱负。

　　1917年7月17日，孙中山抵达广州，掀起以拥护国会和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为标帜的护法运动。李秉瑞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。身为粤军中的广西人，李扮演的角色极其微妙，他担任了粤军首领陈炯明的参谋。

　　先是民国五年（1916）10月，广西陆荣廷因护国讨袁有功，调任广东督军，但云南龙济光盘据广州不动，陆氏只得率大批桂军入粤，才将龙逼走，然后上任。“粤军”是孙中山护法运动时在广东的军事基础之一。1918年，孙中山命陈炯明将亲军改为“援闽粤军”，赴闽南、粤东潮汕一带，建立闽南护法基地。民国七年（1918）在孙中山要求下，“援闽粤军”成立，陈炯明任总司令，邓仲元（邓铿）任参谋长。

　　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直皖大战爆发，闽北由皖系李厚基控制，陆荣廷与段祺瑞计划联合“征闽”，调集了大量桂军部队抵达闽粤边境，并促使驻扎闽南的陈炯明加入“征闽”行列。陈亦调遣部队以自卫，一时闽粤边境，大军云集，谣言蜂起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特殊身份

　　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年5月31日，《申报》记者从香港发出电讯：“陈炯明派李秉瑞代表回粤（三十一日下午八钟）”“谒军政府各总裁……以探明军政府真正态度。陈表示愿以粤军攻前敌。”[14]

　　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》修正案后，改组的军政府，该政府取消大元帅制，改为总裁合议制。迫使独揽大权的孙中山被迫辞去“大元帅”职。孙辞职后，广东护法军政府改行7总裁合议制，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、孙中山、唐继尧、陆荣廷、伍廷芳、唐绍仪、林葆怿7人为总裁，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。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政府决裂，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。

　　李秉瑞与岑春煊斡旋，自当有其优势。岑春煊为清末重臣，原籍广西西林，自小成长于桂林。不过，李秉瑞在这个历史关头中身份之特殊，还不仅于此。

　　李秉瑞与军政府会谈，探明虚实后第三天，回到广西南宁。6月3日。《申报》记者再次从香港发出电讯：“陈炯明代表李秉瑞赴桂谒陆（二日下午七钟）”[15]

　　此时，广西军情已十分紧急。从当时《申报》发表的一则时局评介《战事紧急中之桂省观》中可见一斑，同时，这篇文章吐露了李秉瑞另一个特别而微妙的关系——李秉瑞是“陈军参谋长邓铿之岳丈，桂林人。”[16]

　　邓铿，即邓仲元（1886年-1922年），广东惠阳淡水人，早年参加辛亥革命，曾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、粤军总部参谋长兼粤军主力陆军第一师师长。是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。

缓兵之计

　　李秉瑞抵达广州，赴粤谒军政府各总裁，以探明军政府真正态度，并代表陈炯明表态：愿以粤军进攻李厚基前敌，但提出条件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请协助军饷二十万元，（二）补充子弹，（三）粤军出发后，闽南后方，桂军不得进驻。（四）如上述三项不能实行，则闽南各属，仍由粤军维持秩序，征闽军队自行进攻，彼此不相侵犯。[17]

　　觐见广州军政府的总裁们之后，李秉瑞紧锣密鼓赶回广西，在南宁，主宰粤桂两省军事实权的桂军二号人物谭浩明接见了他。他表明陈炯明的态度：陈现在已经得到福建，“并无回粤之志”陈也知道，“以谭陆出身绿林，平生磊落，昔年督粤时，对于两粤军队，如出一体，未尝有歧视之事发现……”只是因为国民党想挑唆两军，制造矛盾而已。谭浩明表示赞同：“两粤如同一家，余亦粤籍，（谭督粤时自认为粤籍，曾于粤垣联合谭家建设谭氏宗祠，）粤省亦为余之故里……”派往闽粤边境的部队，都是粤军，而不是桂军，希望李秉瑞能马上发电报回去，解释一下。

　　李与谭会晤后，即致电陈炯明，报告一切。次日，李又紧锣密鼓离开南宁，到上龙面见陆荣廷。“陆氏态度，一如谭氏。”[18]

　　当李秉瑞再次回到南宁，陈炯明已经给陆、谭二人发来电报，“声明允受调停之意，并据邕垣近日消息，均谓潮汕战祸，从此可望熄灭……”

　　也许李秉瑞奔波周旋的本意，确实是为了制止内战，争取和平。但其实，这个安排只是陈炯明缓兵之计。早在民国八年（1909年）年底，陈便与李厚基商定协作密约，承诺待粤军回粤后，即将闽南政权移交还李厚基。

　　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总裁们，并不是那么好骗的，钱粮子弹当然不会给，并开始积极备战。不过，李秉瑞还是为粤军赢得了两个月时间。

　　直到8月11日，军政府才发动战令，以桂军沈鸿英为攻闽总司令，分三路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，粤桂战争打响。这时的岑春煊，已是孤注一掷，桂军兵败如山倒，岑春煊甚至还收到过装着炸弹的木匣。10月23日，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（邓仲元为左路军总指挥），桂系大势已去，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，声称他是受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而感动，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，北京速开国会，共图善后。次日，军政府被宣布取消，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，敦促北京速开国会，随即离开广东，将他在桂林的私人别墅“雁山园”捐献给广西省政府办学校，自己则躲到上海租界养老。一代雄雄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。

　　粤军攻占广州后。11月29日孙中山、伍廷芳、唐绍仪联名通电，宣布恢复军政府，重开政务会议。第二年，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。年底粤军击败旧桂系，孙中山抵达桂林，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，整军北伐。

翁婿之死，扑朔迷离

　　广东惠阳邓氏是名门望族，邓仲元之父邓承修（1841年-1892年），宇铁香，号伯讷。历任刑部郎中、浙江道、江南道、云南道监察御史、鸿胪寺卿等职。为御史时大胆进言，弹劲不避权贵。在中法勘界中，作为中方勘界大臣，勇于维护国家利益。[19]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“以鸿胪寺卿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”[20]这一年，李秉瑞在总理衙门考中“游历使”。当是为李邓两家交好之始。

　　正当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时，1922年3月21日，邓仲元在广九车站遭暗杀，两天后与世长辞，年仅36岁。

　　邓仲元遇刺后，他率领的粤军第一师一部分跟随陈炯明，一部分跟随孙中山。跟随孙的部分，1925年7月，广州国民政府改编粤军第一师改为第四军，军长为广西苍梧人李济深。第四军中叶挺独立团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。1937年共产党新四军创建，叶挺任军长。

　　邓仲元遇刺案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。1949年后史书多指为陈炯明所为。但缺乏证据，甚至过于牵强。另据美国驻广州副领事 4 月 4 日的报告称：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，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。一说是广西系所为。另一说是国民党，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。美国驻广州领事 6 月 22 日报告内称：刺邓系胡汉民和许崇智主使。[21]邓夫人李顺春曾说，案发后，陈炯明即来医院看望，言行举止状极伤感。[22]又据《陈炯明传》的作者康白石称，邓养女（侄女）曾说过，“她及她的生父均不相信陈会主使行刺”，并说“几十年岁月过去，邓家与陈家仍系通家几代之好”。[23]

　　李秉瑞之死，竟与其女婿如出一辙，至今也仍是一桩悬案。据李秉瑞家族后人李润生（1939—）说：李秉瑞也是在广州被暗杀，暗杀现场十分惨烈，据说，当时李秉瑞乘车外出，有十几辆汽车围住他开枪，当场没有死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在医院里被毒死的……[24]死因扑朔迷离，死亡时间也有待考证。按照现有史料分析，当为1920年之后的事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邓仲元为革命烈士。今广州存邓仲元墓，左侧为邓夫人李顺春及其子邓伟东墓。李秉瑞的墓目前尚无下落。

身后遗事

　　2015年11月6日，桂林古村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卯兴明先生，赴临桂县四塘乡（今临桂区四塘镇）大湾村调查李秉瑞后世行踪。采访到李氏家族的84岁老人李五金，老人不识字，在抗战前，他是村里唯一去过桂林李家的见证人。

　　“我8岁的时候，去桂林李秉瑞小儿子李天明家住了两年，当时李秉瑞夫人还在世，我在那里主要是玩耍，看见过李宗仁、白崇禧等达官贵人进出李家大院，李白还去李家向老太夫人拜年……李家大院在太平街，当时开了一家太平酒家，他家的房屋主要在十字街，有十来间房屋，正面对着水东门，李济深也住在那条街……”

李润生，读过小学四册，当过生产队会计：“解放前我去过桂林李家大院。李家住在十字街，开有‘太平酒家’，酒家的前面是‘大同照相馆’，中间是住宿饭店、后院是戏院，长期外包给戏班子唱戏……李家在十字街的住房、店铺总共有十来座。李秉瑞夫人，姓谢，两江人，具体村落不详。据说谢氏原来是李家的丫头（大约50年代初去世），李夫人与李宗仁有联系，听说，李宗仁发迹以前到桂林读书，常去李老太婆家住宿，因此有一定的交情。李宗仁发迹后，逢年过节都去十字街给老太夫人拜年。李秉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李顺春留在广东嫁给了邓仲元。”[25]

李秉瑞排行第四，在叔伯兄弟中又行十六。二哥李秉忠，号心懿，庠生，乙亥恩科荐。秉忠之子李天佐（1884年-1927年）字惠生，早年就读于广西体用学堂，1906年官费留学日本，先后在日本经纬学校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。留日期间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回国后，曾任广州督军府秘书，一等陆军医正，后任教于桂林县立桂山中学、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，并兼任省立第三中学及广西法政专门学校教师，《国民日报》、《民强日报》主笔。着有《植物学》、《化学命名法》、《麻风治疗法》等书多种。[26]

结  论

李秉瑞一生几经沉浮，经历了晚清洋务运动，台湾乙未抗日，护法运动三大历史阶段，并在风云际会的关键节点中，参与其中，并充当了重要角色，甚至影响过事件的发生进程。然而，他个人却未能因此而获得显赫名声。由于史料匮乏，我们无法通过他个人的性格，他处理问题的手段，他与周边人物的交流方式等等细节中分析他失败的原因。但仅从现有史料，我们便可以还原他充满遗憾的一生。李秉瑞少年得志，成为晚清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，但游历归来，却因清廷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局限，未能给予李秉瑞施展抱负的舞台；台湾沦陷之际，他主动请缨渡海，他早年“扬历而欲继共和之绩”的思想及其游历西洋的见闻，势必对唐景崧创建“民主国”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奈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草草收场，李秉瑞也再次沉没于史海；清末宪政运动中，他再次浮出，以咨议员身份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种种变革。到了民初护法运动，他斡旋粤桂两省军人之间谋求和平，为粤军驱逐旧桂系赢得时间，给孙中山重返广东，就任“非常大总统”之路充当开路先锋。遗憾的是，疑窦丛生的邓仲元遇刺案，加上比邓案更扑朔迷离李秉瑞之死，导致这个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戛然而止，就此被历史尘封。

　　历史不该遗忘他——广西临桂人李秉瑞，一位有抱负，有担当的，有气节的近代知识分子。

作者简介：

　　林志捷（1963-），男，桂林人，作家，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副会长；全球桂商论坛、北京广西企业商会文化专家、新闻发言人，广西桂学研究会北京特约研究员。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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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5] 与金鹏同一组的缪祐孙在日记中称：“以洪于薪水，则曰我当先起所私，于游历，则告外部禁游要地……于德俄两馆，皆禁止参随各员于游历往来……并云洪非与弟一人为难，即游德之李。程亦然……游德者亦促之比利时……已誓不还得。盖洪之为人，骄贪忌刻，无所不至，即其随带之员亦大半怨望。”见缪祐孙着.顾廷龙校阅.艺风堂友朋书札.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.1980:300—30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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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8] 薛福成日记载：“兵部主事程绍祖、礼部主事李秉瑞……等，各呈有剳记及翻译编撰之册。”见：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.[M]. 长沙：岳麓书社，.1984：218

　　[9] 金鹏： 広西临桂、光绪十二年の进士。见：中国， 社会と文化(8).[M].东京：东大中国学会. 1993:159

[10] 宣南留别诗-自序“光绪三十三年12月，桂林撙云金鹏呈稿并识于广西中馆之椿北书，一一口授始知从古诗人无不守言……”广西中馆：清代广西人在北京兴建的会馆有多处:粤西会馆(崇文区銮庆胡同西头路北)、广西三馆(宣武区香炉营四条路北、宣武区海柏胡同路南)、广西新馆(宣武区北柳巷北口路东)、广西中馆(宣武区驴驹胡同路南)、广西南馆(宣武区驴驹胡同路南)、柳州会馆(宣武区教场五条)、平乐会馆(宣武区延寿寺路西)。这些会馆中先后有临桂陈继昌、龙启瑞、张建勋三人考中状元。

　　[11]中日战争.第十二卷.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.1998：107/443

　　[12]“粤军参谋兼潮循道署顾问李秉瑞”.粤军代表与谭陆之谈话；“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谘议李秉瑞回粤。”//陈定炎.陈竞存（烱明）先生年谱. 第一卷.台北.李敖出版社, 1995：

　　[13]郑可茵. 赵学萍. 吴里阳.汕头开埠及开埠前后社情资料资料第七卷.汕头市图书馆.潮汕历史文化硏究中心. 2003:293

　　[13]申报.第16982号.1920.6.1:3；1995；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.汕尾市人物硏究史料编纂委员会1993：465—466页

　　[15]申报.第16984号.1920.6.3:3.

　　[16]战事紧急中之桂省观//申报.第17071号.1920.8.29:8.

　　[17] 陈定炎.陈竞存（炯明）先生年谱.第1卷.[M].台北：李敖出版社，1995；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.[M].汕尾市人物硏究史料编纂委员会1993：465—466页

　　[18] 粤军代表与谭陆之谈话.//申报.第17015号.1920.7.4:7.

　　[19]防城县志.[A].南宁：广西民族出版社. 1993：668；另：今广东惠阳市保存有邓承修、邓仲元故居。

　　[20]纲鉴易知录: 足本全注全译第12卷.[M].北京：红旗出版社. 1998：7568

[21]段云章. 沈晓敏 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.[M]..广东人民出版社. 2003:473.

[22]朱勉躬.邓仲元先生遇害前的二三事..[J].//广东文史资料选辑.第4辑:210；　　

[23]康白石.敬答对陈炯明传的批评.[J].香港:南北极.1978(6)//段云章、沈晓敏.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.[M].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.2012：474.

[24][25]卯新民.专题采访李秉瑞族人记.手稿.2016.

[26]桂林市志. [A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：3401-34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