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春，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胜利，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愈演愈烈，已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。当时白崇禧在北平、天津、唐山可靠的力量很少，驻北平的部队不是桂系部队，而是收编的唐生智旧部。蒋介石不仅派人瓦解白崇禧所指挥的部队，还派遣大批特务捉拿白崇禧。白崇禧只好秘密逃到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在北平的公馆里躲避，以便策划逃出北平的行动。

白崇禧深信，廖磊不会出卖他。早些时候白就把廖由师长提为第三十六军军长，后来廖为其父做寿时，白又亲自给廖父拜寿，并给廖父磕了三个响头，以示尊敬，这些都使廖感激涕零、受宠若惊。

（会仙镇白崇禧故居）

当时廖磊的第三十六军驻在唐山、开平一带，廖磊为了掩护白崇禧逃出北平，便以搬家去唐山驻地为名，在开往唐山、开平的火车上专门挂了一节车厢，让妻子乘坐在内，并堆满行李、家具。廖磊还特制了一个特大木箱，把白崇禧装进去抬上车厢，置于行李堆中。廖磊本人则率卫兵持枪警卫，不许任何人进入车厢，如遇检查则说是廖磊军长搬家的专用车厢。一路上虽遇到检查，但白崇禧总算侥幸地平安到了廖磊的军部所在地。

两天来的惊险历程，使白崇禧充分相信了廖磊对他忠贞不二，言听计从。于是，白崇禧命令廖磊召集第三十六军各师长、团长到军部开会。白崇禧想摸一摸部队的态度，以便鼓动第三十六军跟他反蒋。

廖磊同意开会，并建议开会时白崇禧不露面，该说的话有廖磊来说，白崇禧在隔壁听着掌握动向，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。这样可进退自如，不至于暴露白崇禧的行踪，有利于保护白崇禧。白崇禧同意这个做法。

可是，这个会却开不成。实际上第三十六军已被唐生智收买，被召集的团长以上军官只有少数人到来，最后又一个个走光。白崇禧见大势已去，也无可奈何。

这时，廖磊还是比较冷静，觉得既然部下已经不可靠，白崇禧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，在此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，还是尽快离开为好。

白崇禧同意廖磊的分析和意见。两人随即商定，由廖送白出塘沽，然后乘赴泸的外国轮船到上海，再作下一步决定。

白崇禧决定男扮女装南逃。白原来在军校学习时，因脸白而被戏称为“白姑娘”。如今男扮女装正好冒充廖磊的夫人胡慧，戴上头巾，穿上大衣，再戴上一个大口罩，遮人耳目，混过检查。当时天气寒冷，谁也不会怀疑。一路上没有遇上什么麻烦，顺利的登上了日本大阪公司的客船。客船离开码头后，廖磊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回去给当时的上海市长张定璠（广西人，北伐时白崇禧兼任东路军前敌指挥的时候，在白手下任职）发了一封密码电报。

尽管白崇禧和廖磊精心策划，可谓万全之策，但白崇禧的行踪仍很快被蒋介石掌握。蒋介石密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亲率两艘炮舰，到吴淞口截拦，搜查白氏所乘日轮，务必将白崇禧抓获，如日轮不服从检查，企图溜走，立即开炮击沉，至于外交官司可以再打。密令发出后，蒋介石命令外交部照会日本大使馆，做到先礼后兵，以便将来打起外交官司时有话可说。

日本大使馆接到照会，觉得事关重大，立即电告并请示东京。当时日本政府和中国的关系微妙而复杂，一年前他们接待过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，半年前又接纳桂系军官去深造，时下中国政局前景未卜，情况复杂，支持那派都不是明智之举。如果让蒋介石从日轮上将白崇禧抓去，显然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。日本政府指示驻沪日本领事，要保护白崇禧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上海的国民党元老许崇智（粤军前总司令，蒋介石曾在他手下任参谋长）、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，也都从不同渠道获悉蒋介石要拦截日轮以捕杀白崇禧的信息，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，他们都积极帮助白崇禧脱险。许崇智主动找到日本驻上海领事，要求派日舰护送白氏所乘轮船，日本领事考虑后回答说，中国政府有权在领海内搜查船只，派日舰护航不妥，如能有另外一艘轮船在公海上与该船相遇，让白氏中途换乘，则是最理想的办法。许崇智同意这个方案。许崇智、张定璠、郭德洁商量之后，决定去找大阪公司。大阪公司查看船期表后，发现由塘沽来上海的客船将抵达吴淞口，恰好与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货船相遇。为了避开熊式辉的视线和炮舰的射程，决定该船提前起航，把两船相遇的地点推向较远的公海，同时派一名熟悉白崇禧的人随船前往，找到白氏说明情况，实现营救计划。于是许崇智等人找到广西籍前国会议员王季文，请他随货船直驶长江、黄海、东海汇合处海面。货船使出不久，便看见大阪客轮驶来，货船边打信号边迎上去。两船靠近后，货船船长向客船船长说明情况，王季文登上客船，按照廖磊电报上提供的舱位找到白崇禧，出示许崇智、张定璠的亲笔信。白崇禧读后惊喜交加，二话没说迅速换了船，王季文则坐上大阪客船返回上海。

当大阪客船驶入吴淞口时，果然遭到炮舰的拦截，并接受了搜查。而白崇禧乘坐从上海至香港的货船则顺利抵达了香港。